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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引用自:http://tsunghanchiang.googlepages.com/armandmattelart

文／宋國誠（文化評論家）

唐老鴨、米老鼠、獅子王、史奴比、小熊維尼……，這些俏皮可愛的動物卡通和造型布娃，不只是動畫或玩具而已，而是一種「虛擬人格」的塑造。隱藏在這些卡通人物背後的，是一系列既是精心規劃又是不經意流露的帝國意識形態。「歡愉性」是今日傳播帝國主義最主要的「獵心策略」，從早期的迪斯奈卡通到今日的「哈利波特」旋風，西方全球文化殖民的手法，已從赤裸的圖像灌輸進展到魔幻神奇的心志麻醉。

被視為「左翼∕批判」傳播理論健將，現任教於法國巴黎第八大學的阿芒．馬特拉(Armand Mattelart, 1936─ )，被視為當代(西方)傳播史和資訊霸權最有力的批判者。1962─1973年，馬特拉以聯合國社會發展專家身份，擔任智利首都聖地牙哥天主教大學傳播社會學教授，在智利「人民團結陣線」執政時期(1970-1973年)（註1），出任智利第一位馬克思主義總統阿連德(Salvador G. Allende)的國際事務顧問。阿連德總統推行土改和國有政策，外交上走反美、反帝、反殖路線，因此得罪了美國。1973年美國CIA暗中策動皮諾切特 (Augusto Pinochet)發動軍事政變，阿連德總統在總統府內飲彈自盡。隨後馬特拉遭到驅逐，1975年返回巴黎。

漫畫帝國主義

致力於「拉美社會主義」(Latin Socialism)並有豐富決策經驗的馬特拉，早在1971年與多夫曼(A. Dorfman)合著的《如何閱讀唐老鴨》(How to Read Donald Duck, 英譯本出版於1984]，出版後不久即遭軍政府查禁)一書中，就以「內容分析法」敏銳而細膩地分析了「迪斯奈經濟」(Disney Economy)的真相和本質。這個代表美國文化工業霸權的「華特．迪斯奈世界」(Walt Disney world)，本身就是個巨大的經濟剝削體，它不僅在全球打造了「漫畫帝國主義」，在美國境內，即使在經濟蕭條時期，企業員工在低微工資下茍延渡日，迪斯奈總裁卻依然可以獲得7千5百萬以上的年薪。唐老鴨絕不只是一隻大嘴肥臀、穿著藍色水手服的鴨子而已，它是帶著喜感與笑料，頂著一套上層意識形態建築，在吃乾抹盡了第三世界的財富之後，還不忘嘻皮笑臉地醜化、嘲笑、挖苦第三世界國家的一隻「怪獸」。這隻擬人化的怪獸以一種風格化的「迪斯奈喜劇」 (Disney comic)，帶著一雙「帝國之眼」(imperialist eyes)，把第三世界描寫成一個可以隨意獵取、放手蒐括、盡情取笑的對象。在馬特拉看來，唐老鴨就像可口可樂的廣告一樣，散佈著西方英雄主義的搞笑神話，迷漫著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無厘頭的冒險主義（註2）。迪斯奈卡通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工業」(ideological industry)，它以喜劇偽裝的形式，扮演著西方優越感的詮釋者和傳播者，它嘲弄拉美馬克思主義運動、詆毀社會主義革命，把拉美民族英雄描繪成目不識 丁的老粗、衣衫襤縷的乞丐鬥士，它以商業化的搞笑形式把第三世界國家鬧劇化、白癡化。

拉美作為美國文化的傾銷地，馬特拉特別關注漫畫與圖像對兒童心智的「啟蒙殖民」現象。西方國家利用兒童的天真與好奇，在兒童心智未開、認知能力尚未成熟健全時，逼迫第三世界國家兒童學習以美國人的價值觀，來看待自己的種族與國家，其最壞的結果就是造成年輕一代「民族自賤」和「自我殖民」的精神弱智狀態。馬特拉不是簡單地看待這些趣味性讀物，而是把它看成出自美國為了維持其在拉丁美州的經濟利益，在傳播國際化條件下所進行的一系列心理戰爭。馬特拉看出了好萊塢電影具有操縱現實、塑造欲望、乃至引導出一種適應並符合西方經濟殖民的心理邏輯與態度，從而得出只有依賴西方的投資與管理，拉丁美洲國家才能擺脫貧困、告別愚昧的結論。經濟掠奪、文化滲透、情報顛覆是拉丁美洲國家受制於美國的「三大害」，這其中，迪斯奈企業就是「文化CIA」，唐老鴨則是美國文化侵略的大毒草。

傳播系譜學

一如福柯(M. Foucault)試圖建立現代知識的系譜學，馬特拉圍繞在傳播史、傳播理論、媒體本質和傳播全球化的著作，其基本的使命也是試圖建立資訊傳播的歷史系譜學。然而，傳播系譜學不同於傳統的傳播史，一如從蒸氣機到噴射引擎的發展不能概括現代科技史，傳播不簡單地等於資訊的流動(information flux)，傳播系譜學旨在闡明傳播在歷史生成中所建立的意識形態結構、社會發展路徑和文化政治效果。在今日，傳播已是全球傳播，一個全球傳播網絡正在 (或已經)塑造了一個全球文化政治效應：重構世界版圖和重建全球階層化(the hierarchization of the world)（註3）；以及建立一個以「數位帝國」(digital empire)為中心的傳播依賴體系。在傳播系譜學的視野下，人們清楚看到美國掌握了全球80%以上的影像生產，掌握了全球意義輸出的編碼權和闡釋權，掌握了從媒體制作、制度轉移、國外投資、節目輸出、設備移轉、廣告贊助乃至版權控制和品牌租賃等等「文化控制鍊」；從家居到旅遊，從接吻到運動，從搖籃曲到殯葬樂，全球人口正在美國化，並且學習用美國觀點來看待被美國控制的世界。

在1982年(英譯本1992年)的《反思媒體》(Rethinkng Media)中，馬特拉對當前流行的傳播理論進行了總體檢。這一反思的基本線索在於：在傳播科技和市場經營條件下，如何重新塑造網路空間中「資訊主體」 (information subject)的地位。資訊主體旨在質疑「誰在發言」、「誰的發言權」？以及「誰的媒體」和「為誰服務的媒體」？馬特拉批評傳統上「發送─傳輸─接受」的線型通路理論，主張傳播是一種權力網絡空間的佈署、爭奪與挪用的過程。他強烈抨擊新自由主義「文化資本化」的觀點，並積極守護大眾自由表達和民族文化發言權的主張。

借助於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1930─ )的「世界體系理論」，馬特拉發展出「跨國傳播生產機制」的理論，它類似於依賴理論─通過「中心─邊陲」之不對等分工而形成不平等之世界交換體系，它已從「依附性國家主權」這一概念中再度析離出「依附性文化主權」的概念。在1983年(英譯本1985年)的《跨國影像市場》(International Image Market)一書中，馬特拉指出，在資訊作為「新資本」並形成全球資訊工業化之下，文化必須重新定義為一種「工業∕政治關係」，因為一種以資訊生產和消費的循環體制，正以通行無阻、四海為家的形式，形成了新的「傳播依賴體制」；這種體制已使傳統以複製、通俗化、擬真性為其負面意義的「文化工業」，轉變成一種意識形態消費運動。然而，這種消費不只是商品買賣的交易行為而已，它內含著強大的同質化趨力(homogeneous drive)，一種旨在抹平並消滅民族界域、國家領土、本土文化的覆滅力量。

註1：1933年，阿連德和他的一些同志創建了智利社會黨。「人民陣線」由智利左翼政黨於1936年成立，在1938年選舉獲勝後成立了「人民陣線政府」，當時阿連德在政府中擔任衛生部長。1970年智利共產黨、社會黨、激進黨和社會民主黨等六個政黨組成「人民團結陣線」，共同推舉社會黨領導人阿連德為總統候選人，並獲得右翼政黨基督教民主黨的支持，阿連德最終在大選中獲勝，於1970年11月就任智利總統。
註2：Ariel Dorfman and Armand Mattelart, How to Read Donald Duck: Imperialist Ideology in the Disney Comic,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1984
註3：參見Armand Mattelart, trans. Susan Emanuel, The Invention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chap. 7

阿芒．馬特拉的「傳播系譜學」是指傳播在人類生存空間中的歷史演進，以及在這一演進過程中從政治、經濟、社會到文化的權力關係與構形。馬特拉將戰爭、進步、文化看成是傳播系譜學的三大支柱。這首先意味著從19世紀的克里米亞戰爭到21世紀初期的伊拉克戰爭，傳播與戰爭始終如影隨行，這引起了究竟戰爭製造了媒體還是媒體塑造了戰爭？其次，在西方(中心)進步思想籠罩下，傳播始終作為一種「空間神話」被推動著，這引起了資訊貧富、數位鴻溝的爭議；最後，傳播的世界化果真帶來一個整齊均勻的「世界文化」？還是根本有如風吹葉落般地製造人類文化的碎裂化？

傳播：戰爭的夥伴

馬特拉是第一個系統而嚴謹地研究戰爭與媒體關係的理論家。在法國，傳播的第一個名詞稱為「遠距通訊」(telecommunication)，而它的第一個用途是為了與軍隊聯繫。最早的通訊由國家出資、政府控制，以便使傳播為軍事勝利服務，包括從調動軍隊、掌握戰情、虧視軍心到宣傳勝利的一系列運作。無論是在朝政府或革命叛軍，傳播既可煽動、挑起戰爭，也可以消弭、節約戰爭，當然也可能因為過度渲染戰爭的殘酷而導致反戰聲浪的興起。好戰的拿破侖有句名言：「記者的一枝筆勝過三千毛瑟槍」，卡特時代的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ger)曾說：「一個自由電臺的能力等於20個師」，這意味著媒體始終是戰爭的「好夥伴」。

被視為歷史上第一本傳播學著作出版於1927年，作者拉斯威爾(Harold D. Lasswell)給它的書名正是「世界大戰的宣傳技術」（註1）。果然，到了二戰，傳播這個名詞逐漸被「心理戰」所取代，相對的，傳播學者也紛紛以戰爭作為媒體研究的實驗室。隨著戰爭形式的多樣化，「心理戰」一詞也開始分化，它衍生出概念戰、征服精神與意志鬥爭、思想戰、意識形態戰爭、神經戰、政治戰、國際新聞、海外新聞、真理攻勢、宣傳戰、詞語戰……等等一系列新名詞（註2）；在冷戰時期，我們今日耳熟能詳的「國際傳播」，本質上就是美蘇之間意識形態戰爭的工具，它肩負著國家安全和全球和平的重大責任。

進入21世紀，傳播科技也隨著軍事科技的急速更新而直接蛻變為戰爭的一部分。波斯灣戰爭的「快、狠、準」，證明了它本身就是個傳播戰爭。這場戰爭中的「明星武器」─精靈炸彈─是人類有史以來「傳播軍事化」最極致的表現，這是一場在程控式電子通訊指導下「非面對面」的戰爭，由於傳播與戰爭已經結為一體，戰爭已變成由一套影像、導航、瑩幕、神經網絡、數據分析所組成的運算與操作系統，戰爭成為一種「非人化的技術美學」，因為敵人既不在壕溝裏，也不在戰車上，而是在瑩幕的「光點」上。多數的戰士可以經由「遠距殺人」而避免直接面對敵人流血，戰爭的殘酷性被虛擬化、戲劇化和表象化，於是，戰爭(成敗)責任的歸屬，不再歸結到軍事決策者的人格或性情變化，而是落在作戰程式設計的準確度之上。

傳播：進步的神話

現代傳播的發展經常被冠以「技術革命」和「資訊社會」的頭銜，前者隱喻著技術本身將不假辭色地「終結」(terminate)所有意識形態，一連串前置著「後……」(Post)和「The End of ……」(……的終結)的命題，說明了技術對社會變革的巨大推力；後者表明，無論地域、種族和文化，世界將被納入一種遠近不分、分秒即至的「賽博空間」 (cyberspace)，在這新的空間中，地球將大幅縮小，所有過去「未完成」的志業，如今將因傳播的世界化而一一實現。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和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地球城」(global city)，儘管前者主張世界將更親密，後者主張世界將更緊張，但總而言之，傳播是一切進步神話的代名詞。

馬特拉把這種傳播革命所帶來的進步思想稱為「清一色」的技術樂觀主義，這種思維與定論，被概括在「全球化」這一統籌的概念之下。」但實際上，全球化是美國基於擺脫或終結「帝國主義」這一惡名而使用的代用語。美國「是唯一成功提出現代性的全球模式、行為圖式和普遍價值的國家」（註3）。如果這個得益於傳播而形成的新社會具有「全球神經網絡」，那美國就是這個網絡的大腦中樞，如果世界將被劃分為「傳統的∕現代的」，那麼美國就是這「雁行序列」的領航者。如果說美國在這個新世界中有什麼貢獻，那就是它刺激、誘發、拐騙所有「不發展∕低度發展」國家以美國作為競相模仿、奮起急追的對象。

然而，一切進步的神話終究只是「美國神話」，對於第三世界國家來說，神話就是噩夢。很難想像，當西方四大通訊社─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合眾國際社上─壟斷了全球80%的資訊時，還能說世界上存在什麼新秩序、新世紀、新文明嗎？於是，不滿與反彈開始產生，蘇聯開始警惕西方「和平演變」的攻勢，不結盟國家與聯合國科教文組織開始抵制國際資訊流量不均衡的問題，拉丁美洲重新思考「資訊殖民」的問題，「文化帝國主義」聲浪再度抬頭。然而，這場資訊戰爭的最後贏家還是美國，當歐洲和加拿大連「自製節目」都看不到，人們驚覺所謂「傳播的全球化」就是「美國的全球化」時，態勢已定、悔之已晚！

全球化：行「騙」天下

傳播國際化在文化層面的影響是民族國家的萎縮和公共權利的弱化，「國家利益的霸權現代轉化為社會利益的支配權，……即公共服務和社會力量的強制性遊戲傾向性地讓位於私人利益和市場力量的自由遊戲」（註4）。馬特拉的所謂「自由遊戲」不是指別的，而是「商業表達的自由」，也就是跨國的資訊傳播新網絡按照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的生產和分配重新分割世界空間，這就是空間的重組，而且是依照資本的利益圖象在全球文化版圖上塑造一種「宿命式∕控制論」的整合模式：抹平差異、消滅個性、扼殺本土。這種自由遊戲，既無關主權，也無關人權，而是霸權，它借助於技術壓力的同質化，通過價格競爭、貿易經濟、標準化生產與營銷，建立所謂全球產銷戰略公司，通過「需求的模式化─消費泰勒主義」，而行「騙」天下！

馬特拉傳播系譜學的最後目的，不是在為「全球化」這一時髦玩意兒搖旗吶喊，而是要為一種「以全球化為名的霸權化」提供反抗與抵制的論據。「全球化是一種宿命論，是一種投降，這是一種放棄責任的意識形態的基礎」（註5）。馬特拉並不反對全球化，但是它必須是真實的全球化，而不是西方中心主義的欺騙與偽裝。